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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报网

迈向世界的山西

 
 
 

日志

 
 

山西名人录(6)  

2012-03-05 19:00:01|  分类: 辉煌山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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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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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辽(169—222),字文远,汉族,雁门马邑(今朔城区大夫庄)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将领,官至前将军征东将军、晋阳侯。后人将他与乐进于禁张郃徐晃并称为曹魏的“五子良将”。

昔日从属丁原董卓吕布,及吕布败亡,归曹操。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辽随曹军征讨,战功累累。与羽同解白马围,降昌豨于东海,攻袁尚于邺城,率先锋斩乌丸单于蹋顿于白狼山,又讨平梅成陈兰等贼寇。曹操壁败退,独任张辽引李典乐进等守合肥,以御孙权。后孙权引军入寇,张辽率队迎击,以八百之众袭孙权先锋,挫其锐气,后孙权军感染瘟疫,敌军十万退却,追击时,差点活捉孙权,威震敌国,名扬天下,拜为征东将军。曹丕奸诈,仍令张辽守御孙权。黄初二年,张辽屯雍丘,染病。张辽大病期间,孙权尚不敢与其一战。吴国有小孩哭声不止,其母言:“张辽来了”,孩童即无再啼。黄初三年,抱病退吴将吕范。辽病笃,卒于江都,谥刚侯。卒年五十四岁。

 

 

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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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精内科、妇科、儿科、外科,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青主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

作为三晋文化名人傅山的故里,从古到今,用傅山命名的学校、街道、医院、商铺日渐增多,为挖掘傅山文化及其产业,打造弘扬傅山文化氛围。早在一九九二年初,原北郊区委书记范世康就作了打造傅山名人品牌、开发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向阳工商十里一条街的批示,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又进行了三次大的规划。二〇〇四年为进一步挖掘傅山瑰宝,在区委、区政府的牵头下,在向阳镇党委、政府的积极配合下,策划了“中华傅山园”“傅山广场”的建设规划项目。

据说,傅山中年丧妻之后,一直未续,侍奉于母侧。其母年迈体弱,长卧病榻。为使母亲康泰颐寿,傅山便研制了以肥羊肉、莲藕、山药、黄芪、良姜、煨面、黄酒、酒糟八种药材和食物为原料的“八珍汤”,作为老人冬季进食的早点和调补品。经过一个冬季的精心调治,他的母亲百病尽消,精神焕发,从此,“八珍汤”之名不胫而走,人们称其为“名医孝母剂”,纷纷登门求此食方,时值清兵入主中原,傅山立志反清复明,遂易“八珍汤”之名为“头脑”,寓意反清复明需要用头脑。当时一位甘肃尕(gǎ)姓移民户,在太原南仓巷开设专卖羊杂割的饭馆,生意清淡,傅山怀着济世扶贫的愿望,传授给他“头脑”的配制方法。并亲笔为这家饭馆书写牌匾,取名“清和元”,寓意将清朝统治者和元朝一样由汉人“杂割”掉。每逢遇到体虚需要滋补的病人时,傅山便让他们吃“清和元”的“头脑”,经傅山广泛宣传与“头脑”显著的养生疗效,三百年前的太原“清和元”饭馆,热闹非凡,门庭若市。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清和元”饭馆在太原市南仓巷的中段西侧,民国年间迁到太原市桥头街

 

 

陈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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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敬(1638-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日进起居注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为《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的总阅官。康熙皇帝对他极为器重,曾多次赐诗、赐联、题字。致仕时,康熙帝在花甲之年,为他御书"午亭山村"匾额和"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的匾联,以示为其功德的褒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陈廷敬病逝,享年74岁,康熙特命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率满汉文武大臣前往祭奠,为御赐挽诗,其中有"世传诗赋重,国典玉衡平"之句。以示辞别。然后遣官护丧归葬故里。

陈廷敬既是康熙皇帝的老师,又是当朝宰相,是康熙的近臣、重臣。陈廷敬20岁走出这古城堡,中进土、入翰林,一生升迁28次,参与国+家政要军机40余年,成为康熙皇帝的股肱之臣,为清王朝的发展,康熙盛世的形成,尤其是为康熙皇帝文治武功的施展起到了重要的辅佐作用,立下了显赫的功勋。

陈廷敬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理学家。他长期担任康熙皇帝的经筵讲官,同时主持编篡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明史》、《大清一统志》等重要的文化典籍,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清史研究的学术成就,拓宽了清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氏家族是当地旺族,家境殷实,教育得当,因而人才辈出。皇城村陈氏家族中,从明代中叶至清代嘉庆年间,九人中进土,六人入翰林,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达33人之多,成为清代北方声名显赫的文化大家族。

陈家从陈廷敬的祖父起兴盛五代,败落后,故居陆续住进了1000多户村民。自1998年5月以来,当地政府将村民迁出,并筹资2000万元对建筑群进行了修缮。同时,有关部门根据史书记载恢复了一些已经坍塌毁坏的建筑,并对环境进行了整治。皇城村已先后成功地举办了“名相陈廷敬暨皇城古建学研讨会”、“皇城相府首届文化艺术旅游节”。

 

 

 于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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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1617-1684) 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市离石区)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少有大志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治乱世,用重典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 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升任知州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治盗省讼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平定“山东之乱”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薪俸救民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重审“通海”案件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科考教育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生活简朴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 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逝世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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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三里湾》、《福贵》、《登记等。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耕笔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都令人爱不释手。

 十年浩劫中,赵树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而死,终年64岁。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赵树理小说与晋东南民俗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二、恋爱婚姻习俗

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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