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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世界的山西

 
 
 

日志

 
 

祁县的历史文化内涵  

2009-10-26 19:52:14|  分类: 晋中频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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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得尽地利的区位特征
    山西背靠蒙古平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北方蒙古地区,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食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路当孔道”,所以南北区域的物资交换历来在山西十分活跃。可以看出明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明初晋商兴起的一个有利条件。
    祁县位于太岳山北麓,太原盆地南部,汾河东岸,从山地、丘陵逐渐过渡到平原,宜林适牧,林茂粮丰。据康熙乙己记载《祁县志·元》祁县“形胜”:“麓台峙于前,昌源萦于后,左翼凤山,右跨汾浒,而通光、五马诸河,经络其间。通志谓:群山遥障东南,清汾旋绕西北,益自古称壮邑焉。”明代以前,县域内昌源河纵贯南北,水量丰盈,河水清且缓慢,百姓依河开渠,引水灌溉,祁以此丰富。明代初期,外来移民大量迁入,洪武十一年(1378)至二十四年(1391)13年间净增2.45万人。农有耕地之暇,地乏矿资之源,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语殷富,实由此焉”。“有由于农业上的累积的赐予,有受着封建制度下的相对人口过剩下的压力”,“于是他们每以农商起家”。(傅志凌《明代陕西商人》、《明清朝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至清乾隆以后,商业发达,商业码头遍布全国,甚而远至蒙古、俄国。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把平遥、祁县、太谷的繁荣归究为“走西口”,但这恐怕只是原因之一吧,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区位特征。
    1.受早期晋商文化的影响。在明代,富商集中在山西南部,如明人王士性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清初中部商人逐渐兴盛,南部商人衰败。清康熙时期,富商又集中在平阳府(今临汾市)和汾州府(今汾阳市),“平汾为山右富殷之乡,百姓颇有积蓄(山西学政刘於义《敬筹晋省积贮疏》,雍正三年从皇清奏议卷二十六)”。平遥、祁县、太谷、汾阳均属汾河流域,且为邻近县份,汾阳工商业的发达肯定影响了祁、太、平三县,商业、手工业起步较早。
    2.相对富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先进,农业发达,自然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人口的增多,便使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变得恶化。在人口众多,资源条件恶化的情况下,经商谋生者众多。
    3.加之祁、太、平三县地处秦陇等地北上和通往晋东南的孔道腹地,特别是晋东南、河南、湖、广等地北上大同、蒙古、东北等地的中转处,祁、太、平三县便成了南来往北、商品集散的大市场。最早的市场还仍限于省域内周围县份的农副产品交流,后来发展至省外,如平遥、祁县两县主要经营的颜料、茶叶等。
    4.旅蒙商的成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旅蒙商始于清康熙年间,是通过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他们依靠灵活的营销、过硬的商品质量和周到的服务终于开拓并巩固了在蒙古草原的商业活动,特别是后期,他们脚足伸到了俄国、朝鲜、日本、中亚等地区。
 
 
    二、以商为主体的城市格局
    祁县商业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明清以来,结成了财力雄厚、人员众多的祁县商邦。商业资本,高度集中,面向全国派出分支经营手段各有特色,故有历史上有“金祁县,银太谷”之说。受此影响,祁县古城的城市格局也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如果说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礼制建制的城市,则
    祁县古城则是中国汉民族明清商业城市的典范。
    祁县古城格局虽受汉族传统“礼制”规划思想的影响,严格讲求方正端庄,经纬分明,中轴对称,但其与“礼制”为本的城市秩序有质的区别。
    1.按“礼制”古城方三里,但祁县却不合此模式,可能是因为不够一定的等级,因此呈不规则形态,故称周长四里余三十步。
    据《康熙乙已·祁县志·元》建置志,叙曰:夫县之有经制,凡以为民也,祁当近边孔道,民社攸存,建置亡不周焉。置城池,严民卫也;置县治,听民事也;置学宫,育民才也;置公署,巡肃民瞻也;置坛祠,重民祀也;置武备,虞民患也;置里镇,置市集,奠民居而通民财也;置坊表,置铺舍,耸民望而檄民务也;置桥梁,置宫室,便民涉壮民观也。阙其一,则疏;敞其一,则陋。疏县陋,民将焉赖?厥系诚矣。可见其建置的指导思想,是以民为主,体现为民、便民,体现公平、公正、效率的现代城市规划原则。因此,在祁县商业繁荣的鼎盛时期,祁县古城处处体现着在商言商的品质。
    2.历代古代城市布局体现的“辨方正位”,在祁县古城布局大至整个古城,小至民居大院,无不追求“人、天地、建筑”之间的和谐,亦即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五方四家,突出中心,强化中轴,面南为尊等一系列汉民族文化传统的“礼”序与习俗的布局程式。四方之内,就是中,中是统治的象征。而处在祁县古城中心位置的不是“择中而立”的衙署,而是祁县商会、文庙、武庙,衙署、城徨庙却偏居古城西北,政权退而次之,唯商会马首是从。也就是不似平遥古城的左文右武,左观右寺,左城徨、右衙署的严格对称的布局,也不似平遥以文庙及魁星楼为首的文系建筑(左即东半城),右为以武庙为首的武系建筑的礼制程式,而是文庙、武庙为邻,衙署和城徨庙相安。整个古城以商会、文庙、武庙为中心,其它庙宇、寺观随各个商业、居住、文化等庞大建筑群的形成,以及居住者的信奉、风俗,成为各个居民集中点的向心,成为城市的节点和公共中心。守制而不落俗套,灵活而不失规则。
    3.祁县“十字型”主干大街,与其它古城“干”字型、“丁”字型主干大街有很大区别。“干”字或“丁”字型街道利于防守,在风水学中也有讲究,但不利于交通。祁县“十”字型主干大街,古城主轴线——东、西大街与其它道路的交叉均为“十”字,这十分便利于交通,当然也便利于商贸、集散。这种格局无位置尊卑,体现了平等、公正的儒商思想,十分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同时这种格局可能也体现着北魏时期鲜卑族入主中原后的营造思想。
    4.如果说祁县古城是以商会统治人们行为,以文、武圣人规范人们的思想,那么教育则是统治和规范的基石。除创办于金代的昭余书院外,近代创办的女子小学、私立竞新学校直到商界创办商业专科学校,其可谓在商言商了。
    因此,就祁县古城格局来讲,它是现代商业城市的雏形,体现着中西文化的交融,它是以商业宗族、习俗维系在一起的庞大的商业群落,其街巷、公共设施(商会、庙寺、学校)、民居处处洋溢着“商”的品行。
    据统计,1910年,全县有商号1000余家,其中县城236家,贾令、东观、子洪、来远等镇320余家。就县城而言,在0.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236家商号,包括了商贸(茶、粮、布、药材等)、金融(钱庄、票号、银号、当铺等)、服务(饭店、餐饮等)的一个体系,足见商业之繁荣,资本之含量。祁县古城在商贸、票号发展兴衰的200多年过程中,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富商,由于有了这个基础,从而带动了城市建设的大发展,保证了城市建筑的较高质量,也促进了祁县古城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因此,祁县古城是研究明清商业城市的历史见证。
 
 
    三、集山西晋商民居建筑之大成
    山西晋商著名民居以祁县乔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灵石王家为典型代表,其中祁县占了两家,可窥见一斑。但祁县民居除乔家和渠家外,城内乔大院、何家大院、罗家大院、贾家大院、颉家大院、许家大院、范家大院、北梁村李家大院、渠家牛房院、渠旺宅、武甫文宅等以及长裕川茶庄、晋逢德茶庄、大德诚茶庄、大德恒票号、晋恒银号、宏晋银号等民居建筑,在山西传统民居的基础上,融贯中西,尽纳南北,几乎包容了五大经典民居的特征,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明清社会儒商之家的建筑风貌和经济社会人文现象。乔家以平实为特征:整个大院彼此联系又独立地分布着6所大院,20进小院,313间房屋,建筑方正而稳重,平实而古朴,整体围合在外实内静之中,家风的严与文跟建筑的平实相得益彰。渠家以飘逸为秉性,建筑为城堡式布局结构,18个四合院各成体系,但又互相连接,彼此沟通,形成院套院、门连院的飘逸格局;大院正中进入,是民居中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落,次第渐进,深邃莫测。大院西北处的长裕川茶庄,门面全部用青石浮雕刻成,整个大院亦商、亦儒,富丽而蕴含书卷之气,把渠家大院“逸”挥洒得淋漓尽致。何家大院为里十外三的双进四合院,为传统民居的“小法式”建筑;其另一院落为横五竖五闷房四合院,屋檐不露椽檩,而由带花纹的砖雕砌成,门窗顶部一律为拱形,窗子周沿由内向外呈喇叭型,拱型两下侧砖石凸凹相间,纵观全院充满西洋建筑韵味。而马家巷何家院偏又有南方建筑造型,北梁村李家大院为园林式住宅150亩,绿树环绕,景色宜人。凡此等等,祁县民居集中西文化之大成,其可谓是山西晋商民居的“博览会”。
 
 
    四、文化积淀深厚
    祁县文物古迹遍布县境,现存有古建筑113处,古遗址10处,古墓葬8处,石刻4处,古树33株,革命文物184处,其中有科学、历史、艺术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71处。
    祁县尊师重教相习成俗,藏书、出版亦很可观,馆藏文物多达2110件,其中古字画500余件,为唐、五代、宋、元、明、清近10个世纪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且大多数珍品,历代名家如南宋管道升,明代唐寅、仇英、董其昌,清代傅山、何绍基、钱载等人的真迹均有收藏。,此外,馆藏图书104000余册,其中古籍图书51000册,善本图书20000余册,数量之多,版本之精为国内县级图书收藏少有,所载宋版字《昌黎先生集考异》为海内外孤本,被誉为国宝。正是得益于久远的文明和尊师重教的文风,在古老的昭馀大地上蕴育出许多贤士名家,在诸子百家中独占鳌头,涌出以祁奚、王维、罗贯中、渠本翘等为代表的公、勇、才、学、财、义、德的诸多佼佼者。祁县民间文化也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祁县古城会馆、寺观众多,均代表不同利益团体。这些会馆、寺观是聚餐、演戏及各种庆典活动的场所。逢年过节,重大商业活动等都举办酬神和演戏的活动,因此,便自然成为晋剧、祁太秧歌的发祥地之一,与晋商、民居融为一体。渠家大院建有独立的戏台和戏台院,主人渠源验还组建了“上下聚犁园”的戏班子,既演出又培养小艺伶。同治年间,“上下聚犁园”成为中路梆子最有影响的一家,并曾唱红北京城。何家大院也建有三间房大的戏台。历史上祁县的棚会十分热闹而有名,曾有“祁县的棚会,太谷的灯会”之说。
 
 
    五、勤俭、礼让、诚信、好学
    祁县历史上名人辈出,据《山西通志》卷二记载,太原府“士弃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按历史的延续和名人的业绩,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朝时期为第一阶段,明清至民国时期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涌现出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如祁奚(春秋),王允(东汉),温峤(晋),唐代三温、王维、王勃,北宋的王焘,元代罗贯中等。第二阶段中,以商富巨贾、民族资本家为突出,如戴光启父子、渠家祖孙,乔家祖孙,高锡禹等人。这些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对祁县的人文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祁人具有勤俭、吃苦、耐劳、礼让、诚信的民风,这是晋商兴起的精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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